期货市场理论与实践的先行者

    常清教授，经济学家，管理学博士，中国期货市场创始人之一，原中国期货业协会副会长、金鹏期货经纪有限公司、上海金鹏期货经纪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为中国期货业协会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农业大学期货与金融衍生品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常清先生是期货理论家、实践家。1988年开始期货市场研究，是我国期货市场理论的奠基人，负责中国期货市场的早期试点工作，是我国多家早期交易所的设计者。先后提出了“转轨时期分步骤建立中国的期货市场”、“为投机者正名”、“把我国建设成为可与欧美并驾齐驱的、世界性期货交易中心”、“定价中心与国家安全”以及“加入WTO后企业全面风险管理”等理论，这对中国期货市场的创建与发展起到了理论指导的作用。1993年下海创办了金鹏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和上海金鹏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并成为国内期货市场上最活跃。最具号召力的经纪公司之一。
    常清先生1999年12月经中国证监会推荐，当选为中国期货业协会副会长。2005年受聘于中国农业大学，任经济学教授，兼中国农业大学期货与金融衍生品研究中心主任。2005年荣获 “中国十大诚信英才”称号。常清教授是知识经济背景下，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取得双重建树的卓越者，是我国期货市场理论与实践的先行者。
一、少年立志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些中华民族精英的遗训，强烈地震撼着一代又一代有抱负的志士仁人的心灵，驱使着她的儿女为民族的复兴前赴后继、求索奋斗。我国很多仁人志士从小就立志为国家、民族贡献力量，常清教授也不例外。
记者：常老师，据我所知，您考吉林大学时报考的专业是当时并不热门的经济学专业？这是处于什么样的考虑？
常清：在我的高中时代，正值批林批孔运动，粮食匮乏，我每天要跑十几里路去上学，可没有干粮可带，只好一天只吃两顿饭。饿着肚子学习政治经济学常识，听老师讲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后，百思不得其解：社会主义能促进生产力发展，为什么我们现在吃不饱饭？经济学为什么只讲一些空洞的理论，而不去研究具体的体制和政策，使优越性体现出来？那时，我立志未来当一名于国于民有实用的经济学者。
    在大学和研究生期间，我如饥似渴地学习经济学，也永远忘不了大学和研究生时代恩师的谆谆教诲和鼓励以及同学们为不同观点而争得面目耳赤。记得我大学一年级之时，我的经济学老师詹连富教授在全班中考评论时讲，未来我们班有可能出现几位经济学大家，可能会有大的理论创新，并且点出了我的名字。这件小小的事情，提高了我对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兴趣。我对我的研究生导师励瑞云教授和博士生导师陈吉元教授的人格和学问非常崇拜，从恩师那里，学会了怎样做一名正直的学者，怎样去研究问题。恩师们以天下为己任，追求富国强民真理的精神始终鼓励着我去探索。
    常清于1978年考上了吉林大学经济系，与现任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著名金融学家胡怀邦、经济学家韩志国、袁纲明等人是同班同学，与社科院博导袁纲明研究员更是上下铺，难怪2006年吉林大学60周年校庆时，媒体有“上下铺兄弟、现场辩经济”的报道，本科毕业后，常清又直接在吉林大学读了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的研究生。
二、奠基中国期货业
（一）国务院价格改革智囊
    作为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研究生，常清研究生毕业被分配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从事“价格政策和价格改革的方案研究”。
记者：常老师，您能说说您研究生毕业后从事“价格研究”主要是做什么吗？
常清：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开始，计划经济放开的第一步是价格放开，在1984年后出现了“价格双轨制”，但是，放开价格并不等于市场形成，究竟市场的价格怎么形成的，这对于一直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学者来说是个难题。对于这个问题，中央领导也很困惑：从1984年放开价格开始，物价就开始飞涨，并且一种商品有许多价格，计划内的、计划外的，倒买倒卖的，市场形势非常混乱，以至于引发大家对改革的必要性和成功与否的怀疑。我当时所做的就是设计中国的价格改革方案。
常清回忆说，1986年赵紫阳在一次老中青务虚会上说：“西方国家的物价是放开的，没有管制，但是物价上涨和下跌工人都不上街闹事；而我们国家一动物价，大家就都不满意，要上街、要游行。价格是管了也不行，不管也不行。西方国家的价格究竟是怎么形成的？”正是对于这一疑问的思考与探索使得常清与期货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东渡日本借鉴研究
    1987年常清教授作为访问学者去日本研修金融证券，用以借鉴日本的先进经验设计中国的证券市场。如果不是下面一次事件，也许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作为我国证券市场设计者的常清而不是期货市场设计者的常清。
记者：常老师，你当时去日本是作为访问学者去研修的是金融证券，怎么想到转而研究期货呢？
常清：可以说一件事改变了一生，我当时去日本做访问学者时，正值10月份美元大幅贬值，日本专家给我讲了我们国家外汇储备受损的事情，由于美元贬值、日元升值，使得我国本来不多的外汇储备损失很大，而大量的日元外债更加重了还贷压力。我当时如雷轰顶：我们的外汇挣来多不容易，出口一件衬衫只能赚几个美元，那都是父母兄弟的心血和汗水！我羞愧难当：国内报刊上将我们尊为青年经济学家、新知识的宠儿，可面对真正的市场经济的运营，我们茫然不知所措，我当时有一种负罪感，感到对不起养育我的人民，他们节衣缩食供养了我们这些名牌大学生，可我眼睁睁地看着人民的财富瞬间被强国掠走了而糊里糊涂。当时我问到怎么去规避这些风险，日本专家提到了外汇期货套期保值，于是，我决定转而研究期货，自此与期货结下了不解之缘。
（三）探求期货市场理论
记者：常老师，您能介绍一下您当时怎么开始研究期货市场理论的吗？
常清：我开始研究期货市场源于几个方面考虑。一个是作为一名价格理论和价格改革的政策研究者在当时双轨价格体制混乱之时，积极探索真正的市场价格的形成机制，来解决“放开价格不等于形成市场”、“市场价格的体系是如何形成的”这一当时的改革难题，来实质性地推进价格改革的进程。
    另外我发现，国际贸易是按照期货市场所形成的价格来定价的。因为期货市场是一个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讲的典型的完全竞争市场，买方卖方集中在一起，通过一定的规则竞争形成价格，市场是充分竞争的，价格是公平合理的。
最后我通过对近代社会国家竞争的重点的研究，发现了存在三次竞争理论。第一阶段的竞争是初级产品和资源的竞争，殖民统治和战争，世界列强用强制性的手段获得了工业化所需的原材料；第二阶段的竞争是在世界各民族纷纷独立后、世界市场不断形成的前提下工业产品市场的竞争，如日本的家电、汽车占领世界市场；第三阶段的竞争是金融业的竞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金融资本统治工业资本。因此也就是需要从民族竞争战略的高度建立和发展我国的期货市场。
（四）设计中国期货市场
记者：常老师，您能说说当时设计中国期货市场的情况吗？
常清：1988年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给总理上报了全年的研究工作计划，总理看了研究计划以后，用大红的粗铅笔在题目下边画了一道，并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马洪同志，请你组织几位同志研究国外的期货制度，用于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保持市场价格的基本稳定。”于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体改委组成了中国的期货市场研究小组，任务是设计中国期货市场的总体方案，我当时是任秘书长，是总体方案的执笔人。
    1988年底，方案出来并得到通过，研究小组开始在中国进行试点。然而，实践似乎比理论要难得多。但让研究小组欣慰的是，商业部很支持，原因是：第一，商业部参加了这个研究小组；第二，当时的粮食买难卖难让商业部很难受，财政挂账很多，粮食过剩又很难保存。在商业部的支持下，于是期货市场就由吉林的玉米、河南的小麦、湖北的水稻和四川的猪肉开始了研究。
    然而，中国期货市场生不逢时，赶上了1989年。期货是姓“资”还是姓“社”有些说不清，于是，除了河南省，其他的省份都把试点研究停止了。中国第一个试点实际上从1990年开始，名字叫做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通过对国际成熟期货市场的借鉴，我组织人员对期货交易所组织结构、框架以及交易规则进行了设计。后来又参与了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以及上海金属交易所规则的总体设计，当时设计的交易所模式很快成为模板，很多交易所效仿，经过修订补充沿用到现在。
（五）定价中心与国家经济安全
记者：常老师，我们注意到，您经常在媒体上提到建立中国的期货市场定价中心理论，您能说说为什么我们成为世界加工厂后，一定要发展中国的期货市场并成为定价中心吗？
常清：建立定价中心是关乎国家经济安全和民族发展的问题。建立我国期货市场的定价中心后将改变全球的殖民贸易体系。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的加工、生产中心，即“世界工厂”。但生产中心也必然要成为贸易中心，因为生产决定贸易。也既是说，我国主导了生产，也要主导贸易，主导贸易的价格决定。如果中国不参与全球范围内的价格决定，只能被动地参与交易，永远成为国际资本的狩猎对象。一般而言，产业可以分为低端的生产，中端的加工和高端贸易金融三个环节，真正赚钱是在贸易金融这一环节。二次世界大战后，全世界形成的贸易格局，永远是发达国家在贸易和金融方面占尽了优势。在生产和加工环节，成本高、能源消耗大，但利润微薄，收益与成本不成比例。经过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不平等的国际分工，有强国弱国之分，发达国家利用这种殖民价格体系为自己的经济发展服务。未来中国形成了自己的期货交易中心，必将彻底改变全球已经形成的殖民价格体系，迎来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
记者：您还提到将中国建立成亚洲时区的定价中心，您能简单介绍一下吗？
常清：1987年到1988年，我当时的设想是，第一步先建立能够合理配置国内资源的期货市场；第二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中国期货市场应该成为亚洲的交易中心；在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指导下，1993～1995年，期货市场蓬勃发展。根据当时的势头，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我提出了中国的期货市场与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相配套，应成为与欧美并驾齐驱的国际性定价中心的理论。进而从我国在大宗商品市场中的地位、我国期货市场在国际期货市场上的品种优势和区位优势出发，我国有望成为第三个世界期货交易中心，也就是亚洲时区的定价中心，与欧洲、美国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六）首倡企业全面风险管理
记者：常老师，我们注意到，最近两年你在很多场合都呼吁当前我国企业应该进行全面风险管理，您能介绍一下企业为什么要进行全面风险管理吗？
常清：2001年我国加入WTO后，我国企业面对的最大问题不是适应WTO规则的问题，而是在国内外价格的接轨面前无所适从。入世后我国很快成为世界加工厂，大量进口能源、原材料等大宗商品，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年来，大宗商品迎来了一轮超级牛市，原油价格从十几块钱一桶上涨至去年最高的80块一桶，有色金属铜则从1335美元/吨涨至最高8790美元/吨，原材料的暴涨直接侵蚀了我国企业的加工利润，很多企业陷入了悲惨式增长，我考察了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由于原材料价格的暴涨很多企业利润下滑，地方政府税收收入下降，面对这样的问题，很多政府部门和企业邀请我去讲课，剖析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
一方面是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另一方面我国企业也面临了汇率和利率波动的风险，央行加息或者是减息对于大量货币资金的企业来说影响很大。汇率的波动更是如此，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逐年扩大，外向型经济明显，汇率的波动对于进出口企业的利润影响很大，据我们的研究，2006年上市公司中报中，研究的800多家公司中有600多家产生了汇兑损失，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也值得我们企业深思，因为汇兑损益不能仅仅当作一个会计科目去处理。我们还看到，汇兑损失较大的是大量出口的家电企业，一方面是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涨，一方面出口又产生汇兑损失，对于它们来说可以说是雪上加霜，进行全面风险管理成了当务之急。因此我特别强调并多次呼吁企业要进行全面风险管理。

二、学者下海 理论与实践相得益彰
1993年，在设计完郑州、深圳两个期货交易所试点的工作之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常清申请调到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成行，在申请调离的过程当中帮助中国有色金属工业供销运输总公司成立了实达期货、东方期货，后创立了多家公司出资的股份制企业——金鹏期货，常清正式下海了。
（一）专家型公司
记者：常老师，作为学者，您下海可以说是期货理论是实践的结合，能谈谈您办公司的思路吗？
常清：1993年我们开创的国内期货经纪公司总体思路上还是专家办公司、专家管理公司的思路，当时邀请了包括经济专家、财务结算专家和法律专家等参与组建公司的高管队伍，通过组建专家队伍，倡导客户理性投资和积极利用期货市场转移风险。
理论与实际的密切结合，相得益彰，让常清有了今天的气度，也让金鹏有了今天的发展。我们看到，金鹏期货在常清教授的带领下，十几年来一直处于全国期货公司前列，我们也相信在常清教授一直力推的股指期货推出后，金鹏期货能有一个更大的发展，随着金融业的全面开放，金鹏期货也将走向国际化，在国际上能听到中国期货公司的声音。
（二）理性投资
记者：您刚才提到理性投资，能谈谈您的思路吗？
常清：我们从客户一开户就时刻提醒一定要理性投资，因为期货，我们认为是一种投资理财工具，跟股票、基金等投资理财工具一样，不是赌博，一定不能以赌的心态来做，我经常说道如果赌那还不如买彩票好了，运气好的话，2块钱可以中500万。期货投资作为一种投资工具，只要理性投资，遵循掌握期货价格运行规律，还是可以获得投资回报的。
我们对于理性投资的追求是一贯的，例如我们对于员工的考核，在奖金的发放方面，就有一条就是根据他所带客户的盈利率来作为衡量要素。这也就是这么多年来，金鹏客户相对来说收益率较高的原因。
记者：常老师，您以前一直推动股指期货的推出，您能跟投资者说说如何在股指期货上投资吗？
常清：前几年我国股市单边下跌，由于缺乏做空机制，系统性风险很大，因此我呼吁尽快推出股指期货来规避系统性风险。我认为投资者进行股指期货投资时要注意一下几点：首先股指期货是一种投资理财工具，具有一定的风险，这点一定要有认知；第二点，股指期货本质上是期货，因此要按期货的投资策略和投资方法进行投资，这也是为什么决策层确定股指期货只能由期货公司代理的原因；第三点，其实对于股指期货投资而言，由于其做空机制、“T＋0”以及保证金交易，比股票投资还有更多便利的方面，比如只要判断大势而不比追求单个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等数据。
（三）中国的投资大师
记者：我有时也在媒体上看到金鹏系的说法，作为金鹏的领导者，您还有中国投资大师的称谓，您怎么看待？
常清：中国投资大师有点不敢当了，因为毕竟中国期货市场时间并不长，象巴菲特、索罗斯都是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检验出来的，期货市场是大浪淘沙。
金鹏系的说法，我从几个方面去理解，首先这应该是我们一直遵循的投资理念有关，也就是说我们一直遵循战略投资的理念，根据宏观经济周期的判断，进行战略型投资，战略投资者，一般也是机构投资者，通过与我们一起进行信息收集、研发，较长时期大量建立仓位，因此也就有了金鹏系的说法，实际上，我们公司从成立至今，已经成就了十几个亿万富翁，他们都是进行战略型投资，我们不提倡炒期货，而是做期货，期货是一种投资理财工具。
另一方面，提到金鹏系，有人说是坐庄，其实我认为中国期货市场不存在所为的“庄”，在国际基金面前，最多是“半大个”，这两年我国吃了国际基金狩猎的亏，因此我一直提倡发展我国的机构投资者，不能再用散户为主的“小孩”跟国际基金“大人”对抗了，今年金融业的全面开放，这点上我比较担心，在这里我再次呼吁创造条件积极发展我国民族的投资基金，并在国际市场上谋求话语权。
（四）企业风险管理 保值护航
记者：常老师，您刚才谈到企业的全面风险管理，我们知道，您经常被政府和企业邀请去讲课，设计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方案，这方面您能再谈谈吗？
常清：其实针对原材料价格的大幅波动，国外很多大型跨国公司影响都很小，原因就在于他们很好地利用了金融市场转移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也就是我们一直提到的通过期货市场套期保值转移风险。我认为我国当前企业最缺有两条，一是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很多企业只是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另一个就是缺乏现代金融意识，面对国际竞争的新形势，不会利用金融市场转移风险，我一直在讲一个问题就是专业化分工和发挥比较优势，比如企业擅长的是生产经营管理，而不是对于价格的判断和承受价格的波动，因而企业面对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就应该通过期货等金融市场转移出去，专心做自己擅长的生产经营，这样才能发挥比较优势，为国家、民族创造更多财富。还有一点，市场已经有了这一转移风险的工具，企业如果不去利用的话，我认为是经营不善的一种表现，事实确实如此，我们看到很多上市公司年报上都提到由于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使得公司业绩增幅减缓甚至下滑，这其实是一种托词，不应该是一个现代企业家所为。
    对于企业通过金融市场进行全面风险管理，我认为这必须由企业的领导人从上就在思想上重视起来，组织个部门设计全面风险管理方案。令人欣慰的是，我接触的不少企业已经开始进行风险管理，我们公司就有不少企业来参与套期保值，通过期货市场转移原材料价格上涨的风险。
三、著书立说 不断探索
    常清教授喜欢著书立说。长期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兼任财政部财科所研究生部、北京工商大学教授。已经撰写《期货交易与期货市场》、《期货市场的理论政策与管理》、《期货市场发展战略研究》、《期货市场前沿理论探讨》等16本著作，在国内外报刊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近300篇，还不包括在各媒体发表的随笔杂文。常清认为自己从骨子里是一个学者、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商人。他喜欢“常老师”、“常教授”而不是“常董”、“常总”的称呼。“对我来说，现在我最大的精力和乐趣都在研究和教育。”常清说道，在受聘于中国农业大学成立全国首个期货与金融衍生品研究中心后，常清积极利用这一平台，培养MBA、硕士生、博士生，为我国金融改革和开放积极输送各种急需的专业人才。
（一）传播正确的期货理念
记者：常老师，听说现在唯一的期货专业报纸——《期货日报》还跟你有一段渊源，这方面您能说说吗？
常清：在期货市场试点初期，我就考虑到了一定要宣传，普及期货知识，让市场的常识“飞入寻常百姓家”，1993年我和李经谋先生共同谋划，申请创办了《期货导报》，后改为《期货日报》。在试办初期，编辑部分北京、郑州两地，北京的部分开始由我负责筹备和编稿。从此之后的10年，无论是期市繁荣还是萧条，无论前进道路是有鲜花还是荆棘，期货日报始终是期货人心目中的一块绿洲，它在向人们讲述着真实的故事，成为发展中国期货市场舆论的主要阵地。
在期货市场困难的日子里，我一直利用宣传阵地为期货市场的发展进行了理论探讨和政策呼吁。我的博士导师陈吉元教授在期货业每况愈下的时候，多次鼓励我要持之以恒，并谆谆教导我说：“既然期货市场是利于民族富强的事业，你就不能当商业去做，只能当事业去做。”董辅礽也曾对我教诲：“期货要多宣传，认识真理的人越多，支持者就越多。”2002年我兼了半年期货日报社的总编辑，始终牢记董老的叮咛，利用期货日报这个阵地，尽可能多编些案例来普及知识。
（二）著书立说
记者：常老师，我们发现，很多投资者对期货市场了解都是从您的书开始了解的，能说说当时组织编写中国最早一本期货教科书的情况吗？
常清：我当时考虑要宣传期货思想，必须要在大学开设期货课程以培养人才。1991年我提出了初步的想法，于是1992年5月在陕西财经学院召开了第一次《期货市场教程》的编写会议，我的硕士生导师励瑞云教授和我的同学，现在银监会纪检书记的著名金融学家胡怀邦教授给予了大力支持，组织了20多所大学的教授参加了编写工作。最后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也就成立国内第一部期货教材，多家高校采用。
（三）打造期货黄埔军校
记者：常老师，我在期货圈内见到不少成名人物很多都说是您的弟子，金鹏期货也有期货界的黄埔军校之称，您对此有何感想？
常清：首先我肯定是非常高兴，看到很多弟子成功感到很欣慰。我跟北京商学院的童宛生教授、胡俞越教授创立中国首个期货市场研究生方向十多年年来，通过多方努力，专业不断扩大，影响力不断加强，确实是不少弟子做出了一些成绩，有的还当上期货公司老总，也有的在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保险公司和大型投资公司操盘。
    金鹏期货有黄埔军校之称，也说明金鹏是培养人才的好地方，也可以不谦虚地讲，金鹏期货提倡的理性投资和战略投资的理念以及人才的培养机制，已经造就并还将造就一批期货市场财富的创造者。
（四）受聘中国农大 创建全国期货教学与科研中心
记者：常老师，您下海了，怎么又想到去中国农业大学当教授？
常清：近年来我国在国际金融市场吃尽苦头，屡遭国际基金狩猎，比如“中航油事件”、“国储铜事件”、“大豆风波”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缺少期货专业人才，人才危机是中国期货市场的真正危机，特别是随着金融业的全面开放，这一问题更加突出。试想，若对涨跌的基本行情都把握不住，遭人狩猎必是预料之事。因此我非常高兴接受中国农业大学的邀请，成立全国首个期货与金融衍生品研究中心，从基础开始入手，培育中国的期货MBA，更多地打造中国的期货专业团队，为我国金融改革服务。
记者：常老师，您能说说中国农业大学期货与金融衍生品研究中心主要目标是什么？
常清：中心现在致力于期权、期货与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研究、人才培养和对外交流，主要以中国农业大学优势教学研究资源为依托，广泛整合社会资源，我们现在的主要研究人员由国内外知名期货与金融专家、学者、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组成。
记者：常老师，那中心的理念是什么？
常清：建立期货与金融衍生品的科学研究基地、人才培养基地和对外交流基地，使该中心的研究成果能够对我国期货市场的发展规划提供政策参考依据，运用期货市场促进中国经济市场化与国际化发展进程，提高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指导企业参与期货市场规避价格风险，通过期货人才的培养，建立起完备的期货教学的学科体系，开展期货市场的国内和国际学术交流与业务交流。
记者：常老师，据我所知，您有很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中心运作上，您能说说目前中心主要做哪些工作？
常清：我现在是50%的时间用来讲课、研究学术，宣传国家经济安全和从战略上发展我国期货市场的思想，另外50%的时间参与社会活动，更多地是呼吁和帮助企业，在加入WTO后，面对原材料、汇率和利率波动，进行全面风险管理。
期货与金融衍生品研究中心成立后，我们首先成立了学术委员会，确定基础性研究的发展方向、研究框架和具体措施；同时对期货市场的焦点、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专题研究，并承揽国内外企业、政府机构、社会团体的课题研究项目；通过学历教育、行业培训等形式，培养期货与金融衍生品高级专业人才；通过高层论坛、专题讲座、业界沙龙、学术及行业研讨会等形式，实现专业交流、宣传推广及社会普及等目标；
    总之，我们试图建立全国首个期货与金融衍生品研究中心，培养高级金融人才。

四、未完梦想
    常清教授一直谈到其爱好是读书和研究。为此，朋友们多次好意相劝，少一点书生气，多一点识时务，在官言官，在商言商。然而，迄今为止，也未能入道。谈到未来，他说到了他的“中国梦”。中国资本市场迅猛发展给世界带来了巨大机会，由此而催生的21世纪将成为新世纪全球经济的主旋律。而期货市场亦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常清认为，期货市场的发展空间巨大使其成为“中国梦”的主要魅力。中国日渐成为世界生产中心，这为其争取国际定价权进而成为全球期货中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常清孜孜追求的一个梦想是，要把中国建成与欧美并驾齐驱的世界上的又一个定价中心，以决定与中国经济发展相关的大宗原材料和金融产品的价格，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常清最后谈到，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经济持续繁荣，先进的科技和其先进的经济体制共同作用使资本市场迅速发展，特别是“尼克松冲击”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使美国的金融市场，包括证券市场、期货、期权及金融衍生品市场爆炸式的增长，为资本家、智本家提供了无限的机会。这些机会对于每一个有本领、又勤劳的个人来讲都是机遇，所以当时在美国的青年人当中流行着这样的比喻——“当你一觉醒来的时候，好运就会来临”。这种充满挑战又遍地都是机会的社会制度，对于八十年代在全世界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大潮中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年轻的精英们来说，是他们发挥自己的才能、施展自己才华的理想的舞台，所以便产生了“美国梦”这样一个世界性的词汇。
斗转星移，时过境迁，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实施使中国经济获得了近三十年的持续高速的增长，尤其是2001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改变了世界经济增长的格局，出现了由一个发展中大国和一个发达的经济大国共同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发动机的新局面。中国体制的变迁和法规的完善、资本市场的长足发展，吸引了全世界有识之士的目光，“资本”和“智本”都纷纷涌入中国，中国成为一片充满生机和希望的热土。新的世纪中国经济的发展和金融市场的革命性变革必将为民族的精英们提供无限的发展机遇，也为全世界的“资本”和“智本”提供无限的机遇。常清认为上个世纪后期全世界的精英们在作“美国梦”，本世纪的开始一定会是“中国梦”的开端。
    以股票全流通的市场化改革和上市股指期货为契机，我国的资本市场将发生一场革命，不仅证券现货市场将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发展完善，而且期货期权及衍生品的市场将会呈现爆炸式的增长。金融市场的全面发展和快速增长，不仅强有力的推进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的发展，而且将会给人们带来更多的投资理财的机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将会出现数以万计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所形成的财富积聚现象，也是中华民族彻底摆脱贫穷落后走向复兴的标志。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讲，我国资本市场的变革和发展将成为“中国梦”当中最为绚丽的一个部分。
面对资本市场的机遇和挑战，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需要一大批投资家，中国真正到了人才辈出的时代，必将涌现出很多的比尔盖茨、巴菲特、罗杰斯，可以肯定讲，本世纪一大批的投资大师肯定会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产生，中国的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将不会逊于美国市场的财富效应。
    追求无悔，白了少年头。常清教授从开始研究期货市场，至今已近20个春秋，已到了不惑之年，岁月流逝，环境已改，虽然白了少年头，但追求依旧，努力为国家经济安全和战略发展宣传期货思想并为企业风险管理而奔波，同时编织着他的“中国梦”。